陈望道(语言学家、教育家)

陈望道(1891-1977),原名明融,号参一,以字行,夏演乡分水塘人,现代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

(更新:2011-12-04)

陈望道(1891-1977),原名明融,号参一,以字行,夏演乡分水塘人,现代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1915年,陈望道赴日本留学,先后东亚预备学校、早稻田大学、东洋大学、中央大学攻读四年,结识了日本著名进步学者河上肇、山川均等。1919年“五四”运动回国后,任教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与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被顽固势力称为“四大金刚”。1919年冬,在夏演乡分水塘村翻译了《共产党宣言》。毛泽东就是读了这本《共产党宣言》之后才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1922年同师生参加了“五卅“运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等斗争。1932年,陈望道完成中国第一部系统的修辞学巨著《修辞学发凡》,这时国民党在白区加紧文化“围剿”,提出“尊孔读经”,“文言复兴”。解放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化部长,华东高教局局第,复旦大学校长,中国拉学哲学家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全国人大第四届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三、四届常务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民盟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著作有《修辞学发凡》、《美学概论》、《作文法讲义》、《文法简论》等。

传记

陈望道(1891—1977),原名参一,又名融,字任重,笔名佛突、晓风、雪帆、张华等。浙江义乌人。《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首译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推动者,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杰出的教育家、语言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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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年1月18日,陈望道出生在义乌分水塘村—个中农家庭。

陈望道先后就读于义乌绣湖书院、金华中学、浙江之江大学。1915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在早稻田大学、东洋大学、中央大学学习文学、哲学、法律,获中央大学法学士学位。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陈望道返回祖国。那年6月,他任教于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授语文课,与进步师生一起积极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旧道德、旧文学,提倡新道德、新文学。不久,即遭到迫害,被强扣上“非孝、废孔、共产、公妻”的罪名。反动当局责令校长经亨颐将他革职查办。此令受到一师校长和全校师生的坚决反对。反动当局随即出动警察包围学校,从而酿成了著名的浙江“一师风潮”。这一风潮得到全国声援,最终迫使反动当局收回成命。

在这次风潮中,陈望道通过革命烈火的磨炼受到深刻的教育。他进一步认识到,改良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对旧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为了传播真理,他于1919年底毅然返回故乡义乌分水塘村,着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基于坚定的信念,他在家宅旁一向破陋的柴屋里,克服寒冷等多种困难,夜以继日地忙于翻译。1920年4月下旬,《共产党宣言》一书译稿终于完成,经过陈独秀、李汉俊校阅后,丁8月出上海社会主义研究会列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的第一种正式出版。初版的千余册立即销售一空,又应读者要求于同年9月重版。1921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人民出版社决定重印《共产党宣言》,至1926年5月,此书已相继印行17版,足见其流传之广和受读者欢迎的程度。

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对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影响巨大。毛泽东同志1936年曾对斯诺说过:“有二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鲁迅先生也称赞陈望道说:“现在大家都在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陈望道除翻译《共产党官言》外,于1919年至1921年问还翻译和介绍了《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等书,为传播真理作出重大贡献。

1920年4月底,陈望道应陈独秀之邀,到上海参加《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年底陈独秀赴广东,陈望道遂主持《新青年》的编辑。《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的,五四运动后,由一个激进民主主义刊物转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陈望道主持《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后,使它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不仅译介了大量的革命论著,还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介绍苏维埃俄国的变化和成就,影响很大。

1920年8月,中国第—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亦称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正式成立。书记为陈独秀。参加的成员有陈望道、李汉侵、李达等。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陈望道积极参与并做了许多工作,诸如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建、共产主义小组出版的内部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的创刊等。陈望道还一度担任劳工部长,曾帮助筹建上海机器工会、印刷工会、纺织和邮电工会等,为积极组织和发动工人运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继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随之纷纷建立,促使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深入人心。1921年7月23口,中囤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这是共产党正式诞生的标志。陈望道身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五名党员之一,为筹备一大召开出了大力,同时也被推选为上海地区出席一大的代表。但由于对陈独秀家长制领导作风不满,以及陈独秀根据不确实的事实,作出有损于他名誉的行为,陈望道愤而提出脱离组织的请求,因而未能参加中围共产党的第—次代表大会。陈望道虽然没有出席党的—大,但当时也没有脱离党的组织。他正式离开党的组织,是在党的三大召开以后。一大召开后,中圆共产党中央局要求上海、广东等地建立区执行委员会。不久,上海成立了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陈望道任第一任书记,积极为中国共产党做了许多工作。但陈望道担任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为时不长、约在1922年下半年正式提出辞呈。

1923年8月5日,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召开第六次会议,中央委员毛泽东代表中央出席指导。在会上,毛泽东曾代表中央建议:对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的态度应缓和,劝他们取消退出党的意思;还建议把他们“编入小组”。中央这一建议,是针对上海的一些青年党员因不了解陈望道等人要退党的缘由,背后对他们很有过不满意的议论而发的。党组织还指定沈雁冰去对三人劝说。沈雁冰回亿说:“党组织又决定派我去向陈、邵解释,请他们不要退出党,结果邵同意,陈却不愿。他对我说:“你和我多年交情,你知道我的为人。我既是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要退党,现在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依然如故,我如何又取消退党呢?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我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党内更方便。”

从这以后,陈望道虽然暂时离开党的组织,但对党组织所交予的各项任务,仍一如既往坚韧不拔地努力去完成,从不顾及环境多么险峻,道路多么艰辛。

陈望道于1923年秋天到1927年在上海大学任中文系主任、教务长、代理校务主任等职。上海大学成立于1922年10月,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直接创办的学校,为宣传共产党的思想和方针服务。在党的领导下,他率领全校师生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上海大学成为共产党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上大师生不仅参加厂1925年的“五卅”运动,而且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组织了行动委员会,与工人一起并肩战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阶层人民掀起了抗日民主运动的浪潮。陈望道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始终走在前列。1932年1月17日,由陈望道等35人发起组织成立了中国著作者协会。该协会的纲领是:“争取自由,反抗压迫,保障生活,反帝反封建反法西斯,以集团的力量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上海文化界精英茅盾、鲁迅、叶圣陶、陈望道等43人联合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宣告“我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反对强加于中国配众的任何压迫,反对中国政府的对日妥协,以及压迫革命的群众”。并集会讨论组织“中国著作家抗日会”,选举出17人组成执行委员会,陈望道被选为秘书长。他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团结各界爱国人士,为抗日救国斗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34年,国民党加紧进行反革命文化围剿,策动御用文人汪懋祖、许梦因等掀起“文言复兴”、“尊孔读经”的逆流。上海进步文化界人士针对这一逆流组织力量予以反击。一向团结在鲁迅周围的陈望道出面邀请胡愈之、夏丐尊、叶绍钧、陈子展等十多位知名人士共同商议,决定发起—场“大众语”运动。与会者轮流在《申报·自由谈》发表文章,不但反对提倡文言文,对当时白话文运动中出现的脱离群众语言的倾向也提出批评。同时提倡白话文应进一步接近群众的口语,“大众语”就是“大众说得出、听得懂、看得明白、写得顺手”的语言,主张建立真正以群众语言为基础的“大众语文学”。为了实践大众语运动,陈望道创办了《太白》半月刊,先后发表了《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大众语论》、《这一次白话和文言的论战》等多篇文章,对“大众语”的性质以及如何建立“大众语”等问题提出了不少建设性意见。不久这一讨论扩及全国,主张文言复兴的论调在强大的舆论反击下销声匿迹。当时的“大众语”运动尽管存在某种历史局限,但它给复古思潮和国民党反动的语文政策以强有力的打击,其历史功绩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陈望道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同韦悫、郑振锋等人组织上海文化界抗日联谊会,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运动。为了动员民众团结一致抗日,他积极提倡拉丁化新文字,开展对新文字的系统研究,于1939年7月成立了“上海新文字研究会”。陈望道在上海孤岛从事文化界抗日救亡活动,屡遭汪伪特务迫害,不得已离开上海。1940年秋,他取道香港,转赴抗日后方,回到当时迁校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自1943年起,担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历时八年,为我国新闻事业的创建付出了艰辛的劳动。陈望道还在重庆筹建了新闻馆。新闻系成为该校民主力量最强的一个系。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秋,陈望道随复旦大学师生返回上海。回迁后的复旦大学在教育界声誉日益提高。国民党为了控制进步学生,派遣不少特务。陈望道积极配合中共地下党组织,奋力支持和保护进步学生。同年,全国人民奋起抗议驻华美军暴行,复旦师生也举行了游行示威。为了开展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民主斗争的需要,成立了上海地区大专院校教授的进步组织——“大学教授联谊会”,陈望道被选为该组织的主席。

1948年秋后,国民党教育部策划将复旦大学迁往台湾,结果遭到全校师生的坚决反对。复旦大学师生员工成立了应变委员会,陈望道担任副主席,努力做好护校工作,以迎接解放。1949年4月,国民党大肆逮捕屠杀爱国人士,陈望道被列入黑名单。复旦中共地下党组织通知他即刻转移。陈望道被转移到叶波澄家中,住至5月25日,终于迎来了上海解放。

(二)

陈望道作为政治活动家,他的贡献是卓越的;作为学者,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同样为世所瞩目。从20世纪20年代起,他就陆续撰写了《作文法讲义》、《因明学》、《美学概论》、《修辞学发凡》等著作,亦文章学、逻辑学、美学、修辞学等多个领域均有独到的研究。尤其是他于1932年出版的《修辞学发凡》,莫定了现代修辞学的基础,被后人誉为里程碑式的著作。

陈望道六岁时即开始读《大学》、《中庸》、《论语》。他有两个舅舅。一个舅舅爱写清真文章,主张文笔简练,要求文句通顺,因而希望他体会《四书》、《五经》中文笔的简洁通达。另一个舅舅是个秀才,爱写华丽的文章,讲究文字的形色声调美,并且爱喝酒,一喝酒,华丽的辞藻就会脱口而出,摇头长吟,得意非凡,但却讲不出这些辞藻用得为什么好,好在哪里。陈望道小时候深受这两个舅舅的影响,长大之后,学了外国修辞学,才知道两个舅舅所爱好的是两种不同的修辞手法,一种是消极修辞,一种是积极修辞。

陈望道1915年留学日本的早稻田大学是日本修辞学的摇篮。当时著名的修辞学家坪内逍遥和他的学生岛村泷太郎(又名岛村抱月)、五十岚力都在该校执教。坪内逍遥的《美辞论稿》,岛村泷太郎的《美辞学》、《新美辞学》和五十岚力的《修辞学讲话》均为日本权威性的修辞学著作。早稻田大学校长高田早苗的《美辞学的方法》对学生也有影响。陈望道在早稻田大学虽不是主攻修辞学,但他对修辞学的兴趣和知识很可能是在这时莫立了基础。

从日本回国后,1920年9月他刚到复且大学任教时便开设了修辞学课程,并开始撰写《修辞学发凡》。该书最早的油印本问世于1923年。到1932年正式出版前,油印稿已先后修改印行过5次。旧稿曾由田汉、冯三昧、章铁民、熊昌翼等先生拿去试教。《修辞学发凡》一书经过多年试教、反复修改,使之精益求精。

陈望道之所以要研究修辞学,是为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据他自己所说:第一,当时西学东渐,有些人一味祟洋迷外,认为外国的什么都好,中国什么都不行。他听到有人说中国语文没有规则,比外国语文低一等,非常气愤,决心驳斥这种谬论,从而决定研究修辞和文法,以探讨中国语文的规则。第二,当时旧的被否定了,新的一时还未建立起来。许多学生确实不知道白话文文章该怎么写。有的人造句时只会写“花是红的”这类句式。因此向学生讲授作文和修辞的规律就成了当务之急。

为了撰写《修辞学发凡》,加深这门学科的基础,陈望道同时还研究邻近的相关学科,撰写了文章学、美学、逻辑学等著作。他认为,修辞学与多门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于1921年9月26日至1922年2月13日陆续在《民国日报·觉悟》上连载了《作文法讲义》,3月底正式出版成书。此书对文章的构造、体制和美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当时影响很大。

陈望道的《美学概论》,于1926年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该书用较多的篇幅探讨了“美的材料”、“美的形式”。在“美的形式”一章中所论述的“反复与齐一”、“对称与均衡”、“调和与对比”,“形式原理”等论题,为后来《修辞学发凡》的辞格研究确立了美学基础。

陈望道的《因明学》一书,于1931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这是我国用白话文写成的第一本因明学著作,其中有的内容与《修辞学发凡》中的“消极修辞”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1932年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的《修辞学发凡》,提出了新的修辞理论,发前人所未发。归纳起来主要有:调整语辞说、总结“条理”与概括“系统”说、“以语言为本位”说、表达论与理解论相结合说、修辞现象发展变化说、“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说等。《修辞学发凡》还创建了修辞手法“两大分野”的新体系。它把整个修辞现象和修辞手法一分为二。凡能使语辞呈现明白、清晰情貌的,称为消极修辞;凡能使语辞呈现生动、形象情貌的,称为积极修辞。

陈望道撰写《修辞学发凡》融古今中外先进方法为一炉,运用了较为科学的研究方法。他既批判地继承古代之精华,又批判地借鉴外国的经验,并从汉语修辞现象的实际出发,从而构建成一个科学的修辞学理论新体系。因此,该书问世后即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并产生深远影响。刘大白在《序》中赞誉《修辞学发凡》是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兼顾古话文今话文的修辞学著作”,并且认为出版此书的1932年是我国学术界“最可纪念的一年”。在该书问世后短短的六七年间,我国修辞学界第一次掀起了“修辞热”,相继涌现了20本左右的修辞学著作。不少修辞学著作都在扉页中注明,在写作过程中,《修辞学发凡》(以下简称《发凡》)是重要参考书。游叔有在《协大艺文》第20期(1927年)所发表的《修辞学漫谈》一文中称赞说:“能融合中西、兼该新旧,为我国修辞学专著者,其陈望道之《修辞学发凡》乎!”他还认为《发凡》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指出杨树达《中国修辞学》、徐梗生《修辞学教程》、章衣萍《修辞学讲话》、郭步陶《实用修辞学》等书的问世,均为“陈望道影响之力也”。50年代问世的一些修辞学著作,如周振甫《通俗修辞讲话》、张照侯《现代汉语修辞》、吕景先《修词学习》、张剑声《汉语积极修辞》等,或在辞格体例上,或在辞格分析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修辞学发凡》的影响。1963年出版的张弓的《现代汉语修辞学》赞扬《发凡》对修辞方式的处理“见解精确,系统清楚”。张志公在《〈修辞学发凡〉给我的教益》一文中则称《发凡》为“具有里程碑性质的重要著作”,并说正因为读了《发凡》,才使他认识到“修辞学是—个宽广的,很值得探索的领域,是一门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用意义的学问。”新加坡学者郑子瑜于1965年在日本出版的《中国修辞学变迁》一书中说:“在中围,《修辞学发凡》是大家公认的独一无二的权威巨著。”

陈望道不仅潜心研究修辞学,而且也重视研究文法学。他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研究文法,发表论文多篇。他曾于1938年在上海语文学界发动了一场关于中国文法革新的讨论。这场讨论从1938中起至1941年,历时四载。其历史背景是:“从中阴文法和两样文法学术接触之后,……大多以模仿西洋文法教科书为能事……最近十年来则因中国文法的特殊事实渐渐地发现了,模仿体制已有难以应付裕如之苦。”因而讨论中“总的倾向就是革新《马氏文通》以来,中国文法不从中国语文的实际出发,一味机械模仿和照抄照搬外国文法的传统风气”。讨论中涉及的问题有文法学的研究对象、体制、研究方法和词类区分等。陈望道提出:“根据中国文法事实,借镜外来新知,参照前人成说,以科学的方法,谨严的态度,缔造中国文法体系”的建议,并先后发表了《“一提议”和“炒冷饭”读后感》、《文法革新的一般问题》、《漫谈文法学的对象以及标记能记所记意义之类》等十余篇论文。他还明确提出应以功能的观点来研究汉语文法,把组织功能作为区分词类的依据。在讨论过程中,陈望道还做了大量组织、协调工作,倡导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求同存异,鼓励大家学术争鸣。这次学术讨论,为我国文法学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陈望道汇集所有讨论的文章编辑出版了《中国文法革新论丛》一书,成为汉语文法史上很有价值的文献。

(三)

新中国成立后,陈望道在政治活动和学术活动两个方面,继续作出重要贡献。他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化部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至四届代表和第四届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至四届委员和第三、四届常务委员会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上海市语文学会会长、《辞海》主编等职。

1956年元旦,毛泽东主席在上海亲切地接见了陈望道,并对他的文法修辞研究表示重视和关心,陈望道为此受到极大的鼓舞。这时他正在筹备成立复旦大学文法、修辞、逻辑研究室(后改名为语言研究室),并确定研究室的方针任务是:(1)根据学术与教育的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一步研究汉语的话法与修辞的理论与实际。(2)在语法修辞研究中随时注意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研究与运用,以期能更快更多地认清条理、阐明规律,充实现有的科学内容,提高现有的学术水平。研究室分为语法、修辞、语言学理论三个小组,每周进行学术交流一次。陈望道为学术研究付出了艰辛的劳动,除按时出席例会外,还经常来研究室畅谈他的学术见解。后来,他的这些谈话内容被整理编辑成《陈望道修辞论集》。

1957年6月,根据陈望道本人的请求,经中共上海市委报请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央直接吸收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至此,他又重新回到党内,实践了他“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誓言。陈望道重新入党后,党中央考虑到他的历史情况以及当时的具体政治环境和工作需要,没有公开他的党员身份,直到党的十大召开时才予以公开,并被选为十大代表。

60年代初期,陈望道的学术思想有了较大发展,他提出了“语言研究必须中国化”的观点,反对语言学研究中不注重汉语实际、不概括汉语事实的不良倾向。并利用一切时机在沪、杭、宁等地进行宣讲。1961年他在上海语文学会作了《谈谈修辞学的研究》的报告,同年10月赴南京大学作了《我对研究文法、修辞的意见》的演讲,1962年1月到华东师大作了《修辞学中的几个问题》的学术讲演,1964年4月到杭州大学作了《关于语言研究的建议》的学术报告。他在这一时期的系列演讲,表明他对修辞学研究的对象、任务、性质、范围、作用、态度及方法等一系列基本理论,均作出了更为明确、更为清晰的解答。这对建国后修辞学理论的建设和健康发展,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960年冬,《辞海》主编舒新城逝世后,由陈望道继任主编。他以高度负责和一丝不苟的精神,团结和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来共同完成重新编写任务。1962年初出版了《辞海·试行本》十六分册;进一步修改后,于1965年出版了新《辞海·未定稿》。他还亲自为该辞典题写了书名。

正当陈望道想在学术研究中大展宏图之时,一场政治大风暴突然降临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被解散,陈望道也被剥夺了上作的权利。直至1971年,陈望道以周恩来总理关于高等院校研究机构不能随便撤销的指示为根据,坚决要求恢复语言研究室。1972年语言研究室恢复后不久,他就发表了《论现代汉语中的单位和单位词》、《汉语提带复合谓语的探讨》等论文,并修订重印了《修辞学发凡》。1977年,他在病榻上完成了他一生从事文法研究的结晶——《文法简论》的定稿工作。这本书是他在40年代发起中国文法革新讨论后所建立的文法体系,集中体现了用功能研究文法的观点,唯因限于种种条件,最后捧出来的只能是“简论”,而不是原先计划的“新论”。陈望道先生一生坚持不懈地从事学术研究,到《文法简论》完稿,算是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建国后的数十年间,陈望道在社会工作方面倾注精力最多的,就是他担任复旦大学校长这件事了。1949年8月,陈望道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委员是张志让。由于张志让不久即赴北京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因而未到校任职。陈望道便挑起重担,配合军管会做好各项工作。1952年秋季,毛泽东主席亲自任命陈望道为复旦大学校长。此后,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贯彻党的教育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团结全校广大师生员工,为把复旦大学建设成为新型大学而鞠躬尽瘁,历时达25年之久。他是复旦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之一。

陈望道特别重视加强学校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领导。他认为—个学校不发展科学研究,教学上作就不去,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人才就会成为空话。建国初期,他即在校务委员会上号召教师积极从事科学研究:“我们一定要为中国共产党争气,要对文化有所创造,不能把别人的东西翻来复去地讲,教师一定要从事科学研究,要进行创造性劳动,否则文化事业就不能发展,教育事业也不能发展。”1954年校庆时,陈望道在祝贺词中写道:“综合大学应当广泛地经常地结合教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为祖国建设服务。”从1954年开始,每年校庆节举办科学报告会,就是这时定下的规矩。

1977年10月29日,陈望道不幸逝世,享年87岁。1980年1月23日,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在上海市革命公墓隆重举行了为陈望道同志骨灰盒覆盖党旗仪式。

陈望道的一生是勇往直前献身革命的一生,也是在学术上不断追求、不断创新的一生。他给世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珍惜和怀念!

主要参考资料:

《陈望道小传》易蒲撰,载《修辞学习》创刊号,1982年第1期

《陈望道同志传略》,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撰,刊于《陈望道语文论集》

《陈望道语文论集》,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年8月版

《陈望道传》,邓明以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版

《汉语修辞学史纲》,易蒲、李金苓撰,吉林教育出版杜1989年5月版

《中国现代修辞学史》,宗廷虎撰,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初版,1997年12月修订再版

《中国修辞学通史·近现代卷》,宗廷虎、李金苓撰,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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